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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顾名思义，是周人的易。

在《周礼》中，它与《连山》、《归藏》并列，号称三易。历代讲龟卜的书，主要是宋以来的东西。

上述发现说明什么？说明筮占脱离龟卜，出路是向日者之术靠拢。(5)三易的卦象，其指代和引申的含义也彼此相似。朱熹比较特殊，论派别，他和程颐是一派，但他的《周易本义》却兼采象数，是宋易的集大成者。商周甲骨，占卜前，先要在骨面做钻凿。二、筮占是一种数占 卜、筮是两种非常古老、非常原始的占卜，早期是结合在一起。

《尚书》是古代史，《春秋》是当代史。《易经》像万花筒，只有几个小石子，摇一摇，就能变出很多花样。不仅如此，体证必然是个人的私经验，往往因人而异，甚至同一人也先后不同（如前引攀之例）。

社会科学虽然也是实证主义思潮下的产物，但其科学性已远不足与自然科学相比，至于人文学科——哲学、神学、史学、文学批评之类——则等低一等了。我们必须记得，新儒家论学，必须设第一义与第二义的分别。首先新儒家究竟何指必须加以澄清。这是一个属于整体判断的大问题，自然不能没有见仁见智之异。

嗣是遂知留心于文章分类选纂之义法。但持门户偏见的人则不免过分夸张自己的门户。

前面引了他的话，在解决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争论时，他是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我们在此有两个侧面的观察：第一，新儒家的两个开出说事实上是为了安顿民主与科学而特别构想出来的。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不但和熊十力不同，也和梁漱溟、冯友兰截然异趋。学术思想之途，因此而广。

例如李泽厚《略论现代新儒家》一文便只讨论了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四个人，而没有包括钱先生和徐复观，因为后两人都是史学家。所以当时北京大学章门同学赠他一句很传神的诗句：八部书外皆狗屁。他自己的工作便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他们都置身于各自建造的世界巅峰，颇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慨。

但是新儒家从来没有清楚地指示我们：道统究竟怎样才能开出政统和学统？我们只能试作几种可能的推测：第一个可能性是说只有悟道——进入道统——的人才能开出民主与科学。钱先生又记马一浮与熊十力的故事，也大可玩味： 马一浮复性书院设在泯江对岸上。

这一新争论与其说是处于儒学史研究上的分歧，毋宁说是新儒家内部已出现谁继承了道统的问题。一夕梦天坠，万人奔号。

穆向不喜此等作法，恐在学术界引起无畏之壁垒。新儒家据此立论自有一定的理由。这更王艮的自我无限扩大的梦中现形。40年代末中国少数学人流亡到海外（香港和台湾）之后，由于空间的极端限制，彼此凑泊在一起以从事文教事业。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

钱先生和新儒家之间，除了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阐明中国文化的特性——之外，真是所谓所同不胜所异。这种似相反而实相成的论点是相对于一整体的观念而成立的。

[1]我这样以钱先生与新儒家作度比，并不是要重提朱陆异同的旧案，更不是说双方的分歧是朱陆异同在20世纪的简单重现。但是钱先生虽悬通儒之学为最高鹄的，却同样承认学术发展必然日趋分化、日趋专门。

就社会而言，中国自秦汉以下大体上便没有森严的阶级制度参与政治事务对人的智能和品德的要求很高，要求个人对公共事务有充分的知情（well-informed），能够做出良好的政治判断。

他以儒家中孝的观念为例，认为在现代社会，父母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即便他们期望子女生活得好，也无法在这方面为子女作出好的判断。温和的圆善主义有别于极端圆善主义（extreme perfectionism）。按照蒋庆的政治三重合法性的观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4]和其它两重合法性的缺失。关于重叠共识是如何形成的，罗尔斯这样界定：重叠共识不只是建立在自我利益或群体利益之基础上的，一种对接受某些权威的共识，或者对服从某些制度安排的共识。

罗尔斯承认合理的多元价值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为了使按照他的正义概念构建的自由社会能够保持稳定，他要求正义概念要与合理的多元价值相融合。下文将分析他们的论证，从而揭示将儒家宪政用于当代政治建构所面临的困难。

[1]这种政治的核心在蒋庆看来就是恢复汉代公羊学的传统，建立天、地、人三重政治合法性。[31]      同上，第298页。

白彤东主张孔氏中国之所以能够接纳个人自由与权利是因为个人自由与权利可以作为预防贤能政治做出错误决定的后备机制[18]。《再论政治儒学》，第9-10页。

这种立场可以称为儒家原教旨主义。他认为汉代公羊学已经阐明了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到这种传统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轨道上来。蒋庆认为虽然世间存在多元价值，但各种价值之间绝不是没有高低主次之分的，而是存在着绝对的价值，价值之间是有高低主次之分的。[21] 可见，不同的多元价值信念之所以能够认可政治的正义观念不是由于工具性原因，而是因为政治的正义观念能够与它们的形而上学基础相融合，也就是说，政治的正义观念能够从它们的形而上学基础中导出。

[4]  蒋庆：《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第299页。第三，绝大多数现代社会，包括现代民主社会，都太大了，其结果是不论政府和个人花多大努力，其公民的多数很难充分地对相关政治事务与政治人物知情。

然而，认可在罗尔斯那里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8] 因此，鉴于合理的多元价值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要使儒家宪政在现代政治建构中发挥实效，就必须思考如何使儒家宪政与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代表的现代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问题。

他主张中国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政治。在儒家贤能政治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融合方面，白彤东就认为儒家贤能政治可以在不背离本身的基本观念的情况下，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进行一番与当今通行解释不同的解释，[20]这种解释的结果就是儒家贤能政治可以基于工具性理由接纳个人自由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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